报告文学的主要功能是什么？这个问题思考与实践了“很多年”，至今也没有一个让人满意的说法。而且随着报告文学的越来越“繁荣”，功能的问题似乎变得更加混乱、更加难以捉摸。如果说，它以往的功能有点儿单打一，只重视传达时代的英雄辈出、瑰丽壮阔，而如今则不加掩饰地干起了吹喇叭、抬轿子的营生，譬如某些“广告文学”、某些歌颂一企业或一地区的“丰功伟绩”的“准广告文学”——尽管有很专业的评论家说，这些不能算是报告文学，可我们在一些文学报刊杂志的“报告文学”栏目下见到的就是这一类文字。实际上，这样的文字只是表现得赤裸裸了一些，因为我们在很多相当体面的、描写也颇见功底的、甚至还获了某种“文学奖”的报告文学中，同样可以感受到这种弦歌式的一味颂扬的“广告文学”气息，其长处只是传达得高雅或含蓄一些罢了，在质地及宗旨上与“广告文学”实在是没有太大的差别。说穿了，是一样的夸饰，一样的“片面真实”，一样的为歌颂而歌颂，一样的肤浅功利。
我想说的是，任何一种文学样式，一旦“繁荣”到混乱或异态纷呈的时候，就该回过头来想一想：当初为什么会诞生这样一种文学样式？它到底是干什么的或应该在文学家族中起到怎样的作用？报告文学大约也不例外。严格地说，报告文学这种文体是在三十年代初才发展起来的。在这之前，中国文学界似乎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独特文体的强劲社会作用。当时的“左联”明确提出了要参考与采用“西欧的报告文学”样式、并“创造我们的报告文学”的主张及任务。之后便产生了一系列的报告文学作品，如《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》、《活的记录》、《中国的一日》、《上海的一日》、《包身工》、《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》等。稍作追根溯源就会明白：一是报告文学这一文体在中国兴起时，便携有“舶来”的色彩，而且伴随报刊出版业的发展而发展；二是因了时势的迫切需要，才出现了这种“非虚构”的富有新闻质泽的文学样式——无论是批判还是颂扬，也无论是写人还是写事，其前沿性或现实针对性，特别是那种关注社会问题及国计民生的品格，那种绝不回避生存矛盾的精神，那种致力于社会进步的公众意识，无疑是这一文体从它诞生之日起就被确定了的创作宗旨，也是它的“表情”或“性格”。
如果放弃了或模糊了体现这一宗旨的功能，报告文学还有存在的必要么？可如今的一些报告文学作品，其“表情”或“性格”正一天天地变得含混不清，就如世俗生活中的和事佬或官场上的趋炎附势之徒，丢弃了主张与态度：“保险”与“稳妥”都做到了，只是留下了一堆文字垃圾。当然，文字垃圾可以被折腾得红火热烈，而且把戏演得像真的一样，但报告文学的名声却受到了损害。我想，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。
不过，同样作为事实的是，一些忧国忧民、关注社会问题的作品，一些旨在社会进步而不回避矛盾的作品，或一些前沿性的、富有强烈现实意义的作品，免不了涉及具体的人与事，免不了碰撞一些利害关系。于是，“保险”与“稳妥”也就失却了可能，随之而来的是因涉足矛盾或披露真相而引起各式各样的包括“官司”在内的纠葛……因为是“非虚构”的叙述，被揭露被批判之后的种种抵抗，也就成为一种必然的、合乎世俗逻辑的景观。可以说，这种以试图掩盖真相为目的的、甚至是相当疯狂与残酷的抵抗，并不是什么中国的特色，而是“世界共通”，哪儿都可能发生。在这正义与邪恶的搏斗中，报告文学因了“非虚构”而命中注定要接受挑战与考验。这是一道无奈的文学风景，但它的光芒又是其他文学样式所无法替代的。毫无疑问，报告文学是一种以最直接的公众意识传达正义与进步的文学样式。正因为如此，它是独特的，即拥有独特的功能。人们可以看到，即便是比较温和的文化剖露的视角或方式，也没有泯灭它那独特的敏锐与犀利——这自然是就当下的优秀作品而言。
我这样说，并不是为了笼统地贬低那些歌颂性的报告文学创作。不是的。相反，为了张扬正义或批判邪恶，歌颂性的创作同样是一种很自然的方式。倘若我们明白了为什么要歌颂的问题，也就明白了歌颂的目的还不仅仅是为了歌颂，因为“深刻的歌颂”依然携有某种社会批判的崇高功能，譬如“倡廉”的背景就是为了“反腐”，或就是为了抵制与批判某些“公仆”的堕落；否则，“倡廉”的歌颂就有点儿单调与简单了，也很难打动处在现实漩涡中的读者的心弦。实际上，读者的感受是最真实最公正的，其中的判断尺度倒不在于是否歌颂，而在于歌颂的背景，在于作家心中的那杆秤，或在于为什么要歌颂。也就是说，作品是否意识到了歌颂的内容与读者所关注的社会问题之间的关系。不言而喻，读者所关注的，也就是报告文学作家所应该关注的。这是报告文学创作不能淡忘的功能，也是使报告文学充满活力与蓬勃生机的唯一功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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